《中国报》霆院声声：雞場街：旅遊VS政治

每回來到馬六甲，雞場街夜市是我們從不缺席的旅遊區。沿著馬六甲河畔，有我們一起摸摸酒杯，暢談天下事的回憶。對于一些年輕男女來說，這可能是情侶定情的地方，月光倒影河水上，有著那你儂我儂的海誓山盟。

　Jonker Street，也指“荷蘭貴族街”，這裡記錄著馬六甲300年歷史的事跡，文化街、古董街、會館街及荷蘭街，都坐落這一帶。這一帶曾是風光一時的老城區，住的都是有錢有勢的峇峇娘惹。

　在馬六甲的夜晚，雞場街夜市是遊客的好去處，那裡可以吃到道地美食、售賣古董和土產等等，甚至還有樂隊奏樂。除了商業活動，雞場街還被冠上“會館街”的雅號。在這裡矗立著海南會館、潮州會館、榮陽會館、雷州會館等等，古色古香的建築物，讓雞場街保留了歷史韻味，甚至成為馬來西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。

　近日，有幸與一位甲州馬華前輩交流，他說雞場街是馬華元老拿督顏文龍發起的文化街封街計劃，13年的苦心經營，從一間無人問津的600令吉租金老店，直到人人搶著要的2000令吉租金老店。雞場街在300年的歷史長河中，重新找到昔日的輝煌，以商業和旅遊業，開啟雞場街的另一個春天。

看不到旅遊和商業價值

　還記得多年前，雞場街封路，行動黨經已提出反對，反對理由恰恰就是今天州首席部長提出的理由──封街將阻礙交通。今天的巫統，昨日的行動黨；昨日的行動黨，今天的巫統。這就是雞場街封街立場上的轉變。

　甲州政府堅持取消“雞場街封街”政策，這種做法並不貼近民眾，甚至完全不瞭解雞場街在甲州旅遊業扮演的角色。州首席部長依德利斯哈倫基于交通阻塞問題，取消封街的做法，還指責說不會讓“少數小販的商業利益”凌駕于公眾利益之上。

　州政府看不到雞場街夜市的旅遊和商業價值，這不僅是少數小販的商業利益，還包括遊客的集體回憶。翻看世界各地的旅遊介紹，雞場街的夜市舉世聞名，也是強力推薦的旅遊景點。如今，讓街道通車，無疑讓步行者無法在安全的情況下，遊走雞場街夜市，甚至進一步製造雞場街內的交通堵塞。

　州政府的做法，無疑讓人聯想到州行政議會內，沒有華裔代表就胡作非為，甚至延伸至一種報復行為，畢竟雞場街是華裔商業和文化聚集地，而州首長的言論，也挑動了華裔的神經線。

《中国报》霆院声声：不入閣的政治意義含糊

馬華“不入閣”的決議，存在著令人解不開的謎。

　2011年4月末，蔡細歷與一眾中委在馬六甲酒店開會，通過“不入閣”的決定，之后再尋求中央代表的表決通過。

　中委會與中央代表一致通過的“大選慘敗就不入閣”議案，其實只是一句簡單帶過的提案，完全沒有觸及內容及細節。在政治上，不為自己設下底線的做法是聰明的。然而，相信黨領導對“不入閣”的詮釋，也含糊不清。因此，才會出現大選后，重新詮釋和設定“不入閣”底線的問題。

　選后，馬華地方官紛紛關閉服務中心及總辭，甚至要求黨內擁有官職的領袖辭職等等。由此可見，馬華黨內完全沒有一套針對“不入閣”的說辭，設下大家都認同的細則和規範。

　也許該這么說，馬華黨中央也沒有這個心理準備，去迎接“不入閣”后的情況。

　蔡細歷如此詮釋“不入閣”的決定，即大選前委任的官職，可以做到屆滿；而選后，卻不可再出任或受委任何官職。以這番詮釋來看，黃家定、馮鎮安與蔡細歷目前所擔任的官職，得以保留，因為是大選前委任的；至于鄭修強選后出任柔州行政議員，則是違反黨意。

黨內沒有共識

　然而，對于副總會長黃燕燕接受出任旅遊促進局主席，又作何解釋呢？黃燕燕是馬華黨員，旅遊促進局主席是選后委任的，而且是一個官聯公司職位，那這職位是否算在“不入閣”的規定內呢？

　馬華領導層沒有很好地處理“不入閣”課題，對于黨內基層，不入閣的決定起到怎樣的一個政治意義，是否該詮釋“不入閣”是馬華對大選慘敗的一個自我省思，也是一個放下50余年包袱，重新開始的起點？

　至于面對人民，尤其是華社方面，“不入閣”是否一個對人民負責的舉動？我們是否該詮釋“不入閣”為“自我懲處”的政治責任？作為一個政黨，得不到人民支持，就表示政績被否決，是一項錯誤。

　“不入閣”的動作，在黨內沒起到共識，黨基層自我詮釋“不入閣”的決定，甚至認定是某個領袖的個人政治議程等等。就算選前是議程，但選后既然成為事實，馬華上下就必須一起嚴正看待這問題，而不是相互指責，甚至尋求入閣的可能。

　對于華社來說，那是馬華“發爛渣”的做法。當然，華社完全不在乎馬華入閣與否，相反地，馬華領袖和基層比華社更在乎入閣的問題。

派系问题，阻碍改革

参与“新动力”，是政治圈子内，另一个脚印，可能也是最后的一个脚印，因为在马华文化内，党派分明，不是我的人，就是他的人。现在的“新动力”不攀附于任何派系，这方式看来得罪四方，除了真正爱党的基层。

派系文化，已经见怪不怪，但在派系下，党内老大又如何平衡各派人马的势力呢？这是每一个政党必须面对的问题，而巫统作得不错，行动党最近的人事铺排，也尽量做到能者居之。

放下一直套在身上的派系立场（老板的派系和立场就是我的立场），走入基层，与翁派人马、蔡派人马、黄廖派人马交流，其实看到的，听到的，做到的，都已经超越了派系立场。505大选后，领袖谈改革，谈党产，谈党选，谈责任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看到选后的马华，但却忽略了党基层的士气。

走入基层，拜会领袖，不同的人马却为“新动力”标签为“拜会山头主义”，有则说是为“倒蔡”而来。由此看来，“新动力”的角色在马华的文化内，是并不讨好的，毕竟派系文化的根深蒂固，容易让“新动力”无奈地陷入派系的猜测。

今天的马华，哪个领袖不是自我标签或被人标签为“某某派的人”，“新动力”拜会某个派系的领袖，难道就是被归纳为那个派系吗？这简直是肤浅的。这些人所做出的指责，莫过于出自于派系恩怨考量，才会做出如斯的污蔑。倘若没有派系恩怨考量，“新动力”今天拜会黄廖派领袖或蔡派领袖又如何？也不会被套上“拜会山头主义”的标签。

坦白说，很多领袖或过气领袖，一直认为自己超越党派，大义悠然地批评别人，但事实上，自己早已掉入“派系的漩涡”，更为可爱地是，这些人一直活在自己的谎言中，但却不晓得，别人早已洞悉谎言背后的动机。

党中央的改革委员会，也被特定人士指责“为党选”而来，这些人的指责若可以在改革道路上，出谋献策，少一些质疑别人的能力，少一些套罪名，那才是马华的福气，而非在没有贡献下，以冷言冷语，对正在工作的人，说三道四。

“新动力”理解，党内派系问题，是改革的其中绊脚石。要跨越派系问题，改革需要真正爱党的基层参与。

《中国报》霆院声声：改革，從制度開始

2006年那一年，曾經到新紀元學院參加行動黨主辦的講座會，席上主講人有林冠英、林吉祥及黃進發，我也捐款給行動黨。然而，畢業后還是選擇參與馬華的政治工作。

　對于馬華，因為參與而瞭解，因瞭解而認同，馬華是一個“做事”的政黨，卻不是一個會“做人”的政黨。服務型的馬華慘遭唾棄，辯論型的行動黨獲得認同，這就是兩者的分別。

　馬華的地方服務口碑不錯，不過那是90年代選民的要求。馬華不能再將“民生服務”，當成爭取選票支持的論述。馬華的政治思維依然停留在過去，無法迎合如今華社對馬華更高層次的要求，進而讓馬華進一步與華社脫節。

　馬華的內鬥內行，一直引人詬病。馬華黨內紛爭、領袖之間的矛盾，總是喜歡攤在陽光下，通過媒體喊話。在媒體“助威吶喊”下，馬華領袖似乎也樂此不疲，把家務事當成娛樂新聞操弄。

　有馬華領袖直言，馬華黨選比其他政黨來得激烈，因為馬華有黨產。事實上，馬華過去的黨選之所以激烈，是因為黨職捆綁官職所致，黨選決定官場前途；然而，現今的局勢，黨選已從過去決定某個領袖的官場命運，變成為黨產而戰嗎？難道真的是輸剩“現款”？

賦予新生命和價值
　馬華的改革，必須對遴選黨領導和候選人的制度，賦予新生命和價值，讓遴選制度包涵民意基礎，進而拉近黨意與民意的距離。當然，制度的改革依然無法真正讓馬華重生，馬華領袖的思維和心態，才是決定整個改革和黨未來走向的關鍵。“黨國與權位”，何者為先？

　此外，對根深蒂固的傳統政治生態，馬華又如何在國陣大家庭內，打出新的套路？有人勉勵馬華說，行動黨不也曾在過去幾十年，敗得體無完膚，林吉祥與卡巴星雙雙在99年大選敗下陣來，但行動黨從未放棄。

　這話只對一半，行動黨身處反對陣營，反對黨一直以來，在華裔選區有一定基本盤，畢竟華社希望反對黨可以在國會炮聲隆隆。今天的馬華身處執政陣營，處境尷尬不已。馬華退出國陣，當起反對黨？目前的反對黨勢力強大，就算社會主義黨也無立足之地，馬華還可能佔一席之地？

　馬華重生，需要的是黨員改變的勇氣，讓黨員決定馬華的未來，由下而上，擺脫“由上而下”的舊觀念，讓黨領袖遵循黨基層改變的意願，進行黨內徹徹底底的變革，而不是形式上的變革！

《中国报》霆院声声：董總是“全對神人”？

馬來西亞華人最引以為傲的，莫過于完整的華文教育系統，無論海外華人，或其他友族同胞都清楚理解，華教是馬來西亞華人的根，也是團結華社的主要民族資產。然而，開辦“關丹獨中”，卻引發華教人士分裂。

　多年來，董總與教總在華教事業上，風雨同路，共同捍衛華教。但在關丹獨中課題上，董總與教總分道揚鑣，已浮上水面，甚至公開通過媒體喊話。

　關丹獨中的課題，董總執著的是那一份“批文”，總認為“批文”所列明的“私立中學”是一所私立國民中學。也因為如此，董總不允許關丹獨中學生報考統考，這一舉措無疑是將這一所關丹獨中，進一步推向董總口中的“私立國民中學”。

　關丹獨中董事部認為應該“邊做邊爭取”，然而董總卻認為，“不改批文，不批統考”。董總一直認為關丹獨中的成立，涉政治議程，也是官商私相授受的結果。然而，華教課題在這片土地上的存在，多年來不也是屬于政治的一環嗎？

　雖然大家都希望政治與教育分開，但華教路上，從華教領袖加入民政和行動黨，馬華被痛罵典當華教，甚至董總不期待國陣承認統考等等，何嘗不是在政治上，尋找華教喘息的空間？

　在華教課題上，不同的時代，需要不同的捍衛方式；我們不能停留在七八十年代，搬出什么偉大精神和民族情操，尤其是在華人政治勢力逐漸衰退之際，董總的堅持，只會讓華社資源繼續內耗，華教路上更艱辛。

不能一意孤行

　董總炮轟教總的言論中，除搬出華教鬥士的精神和史跡之外，大部分都缺乏邏輯和理論，沒有具體的說明，反而企圖將背叛華教的罪名，套在教總身上。這等套罪名的做法，從來只有董總“有權”這么做，但從未為自己的所作所為，左一句的“大X憨”，右一句的“狗堆屎”，對社會和廣大華教人士道歉。

　“批文”有問題，可以“邊做邊爭取”，但批文所規定兩年內必須建校的時限，還剩下一年，就到期了。因此，董總沒有看清現實需要，還執意搬出“過去歷史”來合理化自己的立場，甚至要求重批另一間獨中，可說食古不化。

　“捍衛華教”不是董總的專利，全馬來西亞華人有權決定華教的發展。董總對批文的擔心，已獲得關丹獨中董事部認同，但董總不能一意孤行，視自己是華教唯一的“全對神人”！

马华改革，勇气变革

马华经历大选惨败之后，党内及党外的氛围，产生一片“令人担忧”的局面。1969年，马华宣布不入阁，所得到的回响，看来没有在这个时代发生。马华党内的人事布局，看来也陷入一片“挣扎”之中，尤其是党选即将来临之际，尚未看到明显可以领导马华，走出困局的领导层。

在新领导层产生之前，党内除了必须进行制度改革之外，更必须让党意和民意接轨。马华自踏入2000年之后，这一个老牌政党，一再地与华社脱节，往往马华所做的决定，无法获得广大华社的支持和认同。

“瘦身”是马华必要和必须进行的首要改革计划，让百万党员的虚荣，从此与马华绝缘。“百万党员”可以让马华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，获得政治的肯定和分配。然而，以马华今时今日在华社的支持度，就算竞选再多的议席，都是徒然的。马华必须要有归零的勇气，不能继续地活在“虚荣”和“历史”当中。

“瘦身”只是解决虚胖的问题，但绝对无法“消除毒瘤”。马华的“毒瘤”在于制度和文化，制度可以改变，但文化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变革的，尤其是马华山头主义的文化，已经是马华近60年来的梦魇。

今天的领袖，就算有再大的宏愿和理想，想去除“马华山头主义”的文化，但却碍于领袖本身也以这类制度和文化所产生，而难以以身试法，开罪各路诸侯。因此，党领导层若有心改革马华，唯有通过制度的改变，让区会诸侯的势力，在制度改变下，产生化学性的变化，间接性地革除“山头主义”文化。否则的话，任谁都无法在“太岁头上动土”。

“党内直选”或“扩大中央代表制”将有利于淡化“区会主席控制中央代表”的文化，甚至包括遴选候选人或地方官的权利，交还给基层党员，而这些基层党员不仅是党内区会的领导而已，也应该包括该区所有的党员。为了得到民意的加持，地方官或大选候选人的委任，也应该在特定的制度下，将人民的意见，作为其中的主要考量。

新领导层的产生，无论是马华母体或马青领导，都必须展现出“敢怒敢言”的形象。自2008年大选之后，马华党内开始催生“敢怒敢言”的领导，从原本的翁诗杰，直到后来的蔡细历，都是如此。然而，马华更大的问题是，领袖常说错话，无法展现出领袖该有的说话艺术和政治智慧，一直都落人口舌，甚至成为华裔同胞饭后的笑话。

马青议决将岁数下调至40岁，而这一个议决，让大部分的现任马青中委必须下车，转换跑道，直达中央母体。40岁的年龄，让马青现任中委中，只有10人可以出来参选，但事实上，这是否就是马青改革的第一步呢？看来未必，若未来的马青中委依然保留大部分的30岁以上的领袖，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来吸纳20余岁的党员的话，那还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改变，符合投票资格的党员，依然被排除在外。

当然，换个角度来看，马青大部分党员的下车，将造就母体的提早新陈代谢，但这一个“新陈代谢”依然必须获得“老领袖”的配合，否则的话，将会有更多意兴阑珊的马青领袖离开。这一股马青新势力，必须形成一股强大的改革和净化势力，让马华走入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的改革！

因此，现任马青领袖必须勇于做出改变，无需拘束于党内“循规蹈矩”的文化，一步步等上位的文化，已不合时宜，尤其是马华现在正值人才凋零的窘境。倘若马青领袖有能力领导的话，必须直取领导棒子，让党内摆脱“等上位”文化，积极推动党内改革，马华已不能再错过历史契机，否则的话，下一届大选将会让马华更难堪！

《中国报》霆院声声：要在“種族政治上”得到公平

摒棄種族政黨或政黨合併的呼聲，在505大選后，死灰復燃。這類輿論缺乏新鮮感，畢竟在5年前，國陣無法取得三分二后，類似輿論已出現過。505大選后，再次被人挑起，看來不過是重蹈5年前的呼籲，而且肯定會不了了之。

　無可否認，政黨的存在，是為了組織政府，成為掌權的一方，政黨的改變，將會讓整個政治和社會進入另一個里程碑。然而，這個社會已做好準備，讓政黨放棄這“吃糊”多年的政治模式嗎？

　社會與政黨的改變，兩者息息相關。社會沒有改變，政黨不會主動改變；政黨不改變，社會也難以改變。馬來西亞建國史上，以種族作為基本的確立根基，包括國家憲法。爾后50余年來的資源分配，似乎以“憲法精神”為依歸，事實上那是制定政策的公共單位或公務員，以膚色政策來擴大種族間的隔閡，讓非馬來人長期感受到“不公平”。

　從我國近代的政黨政治發展看來，就算是多元種族政黨，仍然無法避免由某特定族群主導整個政黨，其中行動黨由華人主導，公正黨則由馬來人掌控，人民進步黨則是印度人領導。各政黨有其特定的族群市場，這是政黨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。

種族政治有市場

　社會是否已經做好擺脫資源種族分配的社會模式呢？那不是在體育場內相擁搭肩般簡單和單純。我國三大民族從獨立前至今，從來都不在同一個起跑點，這與三大民族在這片土地上的歷史背景有關。當各族願意放棄各自現階段所擁有的權益和福利，我們才能真正站在一起。

　華人質問“土著優待”，馬來同胞也會質疑“華文教育”；當各族有自己的訴求時，要如何讓社會作出改變呢？社會不改變的話，政黨更不會改變，畢竟各族各有所需，造就種族政治有市場。

　高喊“摒棄種族政治”的口號，無非是因為不公平的種族對待，但這不公平對待的感受，也是從種族心態出發。換言之，大家不是要“摒棄種族政治”，而是要在種族政治上，得到公平的對待。

　當因為“種族政治”得不到公平，卻喊著摒棄種族政治，那是自欺欺人，畢竟我們面對的不公平待遇，都建立在族群的利益上，如華教、公共工程、文化和經濟。要讓社會改變，我們必須放棄種族身分，若我們依然看重族群利益，那要政黨改變，談何容易呢？